邱智浩／台灣露德協會復元培力專案經理
一、前言
本次討論聚焦於 HIV 防治工作中一個越來越關鍵的問題：當整體治療、病毒量抑制與 PrEP 等工具都已更加成熟，為什麼仍然有人持續被系統漏接？所謂「難以找到的人」，其實未必是真的難找，而是現有服務設計尚未足夠靠近他們的生活處境。
會議中多位講者提到，全球與亞太地區在 HIV 防治上雖已有明確目標，例如 95-95-95、PrEP 覆蓋、社區主導服務、去污名與去刑罰化等，但真正的挑戰不只在技術，而在於服務是否能夠被人們安全地接近、持續使用，並在中斷後重新返回。
二、英國經驗：高資源城市中的隱形落差
英國，特別是倫敦，常被視為 HIV 防治成果相對成功的城市。講者提到，英國在近年透過頻繁檢測、快速治療、PrEP 推動，以及服務整合，使新感染數大幅下降。然而，即使在倫敦這樣資源豐富、醫療可近性高的城市，仍然存在明顯的漏接族群。
其中一個重要觀察是：倫敦是一個高度移民、多元文化與人口流動頻繁的城市。許多新診斷者並非缺乏教育程度，也不一定完全不知道 HIV 服務，而是可能受到移民身分、語言、文化羞恥、性健康識能不足、對醫療系統不信任、經濟壓力或社群孤立影響，導致他們延遲檢測或較晚進入照護。
這提醒我們，即使技術與服務存在，也不代表服務已經真正可近。所謂的「可近性」不只是有沒有診所、有沒有藥、有沒有檢測，而是當事人是否覺得自己可以安全地走進去、說出自己的需求，並且不會因此被懲罰、羞辱或標籤化。
英國經驗的重要意義在於：當一個城市已經擁有成熟的醫療與公衛工具後，剩下的問題往往更細緻，也更社會性。最後被留下的人，可能正是那些同時面對移民、種族、性傾向、階級、語言與心理壓力交織的人。
三、印尼經驗：龐大人口、分散島嶼與社會限制下的挑戰
相較於英國，印尼的挑戰更明顯地來自地理、制度與文化條件。印尼人口龐大，島嶼分散，社會文化與宗教背景多元，使 HIV 服務推展面臨高度複雜性。
講者提到，印尼不只是服務量能問題，更涉及如何在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脈絡下建立信任。對某些族群而言，HIV 檢測與治療可能不只是醫療行為，而是涉及道德審判、法律風險、家庭壓力與社會排除。尤其當同志、性工作者、跨性別者、藥物使用者等族群面對污名或刑罰化環境時，服務再多，也可能因為恐懼而無法被使用。
印尼經驗凸顯的是：若服務仍然以醫療機構為中心、以行政邏輯為主，而沒有發展出足夠在地化、社群化與低門檻的服務模式，那麼最需要服務的人仍會被排除在外。
因此，社區主導服務、同儕陪伴、外展、匿名檢測、彈性轉介與去污名工作，在印尼這類情境下尤其重要。服務不應只是等待個案前來，而是要理解人們為什麼不敢來、不能來，並重新設計靠近他們的方式。
四、英國與印尼案例的共同提醒
英國與印尼看似處於完全不同的資源條件，一個是高收入、高醫療資源城市；另一個是人口龐大、地理分散、文化與制度限制明顯的國家。但兩者共同揭示了一件事：HIV 防治的下一階段，不只是「提供服務」，而是「重設服務」。
真正的問題不是人們不願意接受服務，而是服務是否足夠安全、足夠貼近、足夠理解人們的處境。當系統把責任放在個人身上，認為他們沒有來、沒有檢測、沒有持續服藥，就是個人問題時，系統便忽略了自身的排除性。
因此，會議中一個核心觀點非常重要：我們需要改變的是系統，而不是要求人們改變成適合系統的樣子。
五、對台灣的反思
台灣在 HIV 治療、健保給付、個案管理與社區組織合作上，已有相當基礎。感染者一旦進入醫療系統，多數能獲得穩定治療與追蹤。然而，台灣同樣存在「尚未被找到」或「找到後仍留不住」的人。
這些人可能包括：年輕同志與雙性戀男性、使用藥物或參與 chemsex 的族群、外籍感染者、移工、無健保或保險中斷者、監所出入者、偏鄉居民、跨性別者，以及對醫療或社福系統高度不信任的人。
台灣的挑戰不一定是完全沒有服務，而是服務仍常集中在白天、醫院、都會區、正式機構與可被行政系統辨識的人身上。對於夜間發生危機的人、害怕揭露身分的人、語言不通的人、剛來台灣的外籍感染者，或處在用藥與性風險交織情境中的人，現有服務仍可能太慢、太遠、太正式，也太需要當事人主動跨出第一步。
若從英國與印尼經驗反思台灣，台灣需要更積極發展以下方向：
- 服務應從「醫療可近」走向「生活可近」。不只是診所有開門，而是支持能否出現在夜間、線上、社群、監所轉銜、偏鄉與非正式場域。
- 台灣需要更強化社區主導與同儕角色。對於 chemsex、藥物使用、性少數與外籍族群而言，同儕往往比正式專業人員更早接觸到危機，也更容易建立信任。
- 應將 PrEP、HIV 檢測、性健康、心理支持、物質使用減害與社會支持整合，而不是切成不同部門、不同表單、不同窗口。當事人的生命不是分科的，服務也不應過度分裂。
- 外籍感染者與移動人口需要更清楚、更友善的就醫與用藥路徑。台灣若忽略無健保、學生簽證、移工或短期居留者，便可能形成新的防治破口。
- 台灣應正視污名、刑罰化與制度恐懼對服務使用的影響。若人們擔心求助後被通報、被貼標、被家人知道、被雇主知道，便不會真正靠近服務。
六、結論
英國提醒我們：即使在高度資源化的城市，仍然會有人因移民、文化、孤立與系統不信任而被漏接；印尼提醒我們：若沒有在地化、社群化與去污名化的服務，再多政策目標也可能難以落地。
台灣目前站在一個關鍵位置。治療工具已經成熟，社區組織也累積了大量經驗，但下一步必須從「把人帶進系統」轉向「讓系統走向人」。真正的 Ending AIDS，不只是達成數字，而是讓那些最不敢靠近服務的人，也能在安全、被理解、不被審判的條件下被接住。
若台灣要回應「Finding the Difficult to Find」這個命題，答案不應只是找出更多人，而是誠實檢視：是誰讓他們變得難以被找到？又是什麼樣的服務設計，讓他們即使被找到，也難以留下來？
真正需要被改變的，不只是個人行為，而是服務系統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