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大學的Golub教授談到許多研究指出汙名會影響身心健康，也發展出許多介入方法嘗試減少汙名，然而有些綜合分析或系統性檢視的研究指出目前減少汙名的介入僅有些微的成效，因為我們常忽略個人內在歷程，包含改變有害的態度以減少汙名所建立的負向認知，或提升被汙名化的個人的應對能力或復原力。而我們也沒有充分解決存在健康照顧政策中的汙名，我們沒有充分解決結構性汙名，不僅存於社群中，就連我們公共健康結構中也是如此。

Golub教授提出五個論點來討論制度性汙名延續的可能。第一，當我們標的某個個體或群體時，他們的確會感受到，這也是HIV防治中汙名脈絡最重要的一點，因為我們希望資源及服務能提供給最需要的人，即便立意良善的標的出傳染病學中最受影響的人口群特徵，但他們也會有被批判、被標籤上HIV的風險。這個標的加劇了汙名，也使這些病患與健康照顧政策異化。替代方是應該是，無論評估、教育或服務都以普及式的方式去促進所有群體的性健康，以PrEP的策略來說我們不是要標的特定族群去克服不信任、猶豫或矛盾心理，而是要支持、鼓勵並強化每個個體實踐HIV預防的行動。前者將人們視為目標，後者將人們視為有能動性的個體。

其次，雖然風險基礎的檢驗工具讓提供者便於去定義誰符合資格獲得PrEP，但許多證據顯示這並不利於患者。像是因為美國CDC的推定，造成年輕黑人男男性行為者比起其他族裔的男男性行為者更不容易取得PrEP，同時也忽略的東南美的黑人女性，其實她們也很需要PrEP來預防感染HIV的風險。

第三，著重在「HIV風險」並不能有效驅動預防行為。只強調風險行為的嚴重性並不能有效改變行為，反而可能適得其反，增加抗拒。第四，HIV例外論是汙名化，因為這會分化了個案與服務，而非整合，也未能一般化。如同前面提到的普及式的概念，過去我們因為汙名，後來為了保護個案免於汙名，而有需多分立的、特別化的服務，將HIV個案視為特殊的個案而分離了基本健康照顧，這如同告知個案/人們這個疾病是個可怕、羞恥的且會被汙名疾病，如果我們能在健康照顧服務上將HIV與其他疾病一視同仁，所有的人都要進行篩檢而非特定族群，這將能減少汙名。

最後，PrEP計畫會讓個案覺得，他們不配擁有容易取得的性健康服務，如果他們要取得HIV預防就要證明自己是個足夠負責的人，像是要求個案取得藥物前要到門診幾次，要確定順從性夠高才能夠獲取長期處方…諸如此類的安排可能都會讓個案覺得取得藥物的可近性並不高，相對地，降低獲取服務的門檻及提供經濟等相關支持，才能有效減少汙名。

Golub教授強調，檢視目前政策、服務中是否有汙名延續的情形，發展對抗策略，同時，任何政策、服務設計中，都應該考量到減少汙名效果，才能達到去汙名的效果。